当时的长沙,按照市长席楚霖的说法,“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”,战争的恐怖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。 席楚霖是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的。在他上任前一周的8月17日,日军出动十八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,投弹一百多枚,城内二十多处被炸,伤亡八百多人。
11月1日,政府动员市民疏散,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,市政府迁往邵阳。原本不多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用,车站码头混乱不堪,人们为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,经常造成流血事件。
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,按照周立波在《三至长沙》中的说法,“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”。武汉会战失利之后,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长沙,加上武汉的机关和工厂纷纷迁移,长沙人口已经由三十万骤然增加到五十多万。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,对于长沙铁路、公路、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,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。道路壅塞,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,路上非常拥挤。
在此期间,蒋介石在南岳开会时重申了焦土抗战的方针。
11月7日,蒋介石再次来到长沙召开军事会议。与会者除了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外,还有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、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关麟征、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,以及张治中等人。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悌、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。